凡所有相 皆是虛妄 若見諸相非相 即見如來
 
 

印度正如何糟蹋着其顶级出口品:佛陀

Published on 13 April 2015

作者:宗萨蒋扬钦哲


印度和尼泊尔为这个世界带来的最为珍稀的资源之一就是佛陀,可是这两个国家都没有真正珍视这个非凡的传承,更不用说引以为荣。佛陀的教法在他自己的出生地和家乡被边缘化,他的智慧未受到充分赏识,他的遗赠为社会所忽视。

对这一珍稀遗赠的广泛忽视是一种难以估量的损失。无论如何,源自这个区域的各种成就中,像佛陀的教法这样被广为珍视和尊重,或广为流传且同样成功的寥寥无几。

当然,瑜伽、咖哩、印度香米和宝莱坞有其全球影响力。然而,佛法曾转化了中国、泰国、缅甸、越南、日本和其它一些国家的整个社会,且已泽被西方世界,继续触动着全球数以百万人计的心灵。

令人讶异且难以理解的是,在佛陀降生、证悟和传法之地,这种强烈而全球性的关注却鲜有所闻。如今在印度和尼泊尔,从政府到大众层面都没有真正珍惜佛陀,或从内心把佛陀视作他们自己之一员。

对佛教遗赠关注的匮乏既是领导力的缺失,亦是一种病态的地方社会性的盲视。在尼泊尔,似乎只在有人声称佛陀出生于印度时,才会激起他们对佛教的兴趣,这时尼泊尔人会狂热的宣称他们自己的国家才是佛陀的降生之地——尽管两千五百年前,尼泊尔和印度都还不是实存的国家。

在印度,这种对产生于自己国土上的佛教传承缺乏认知、领会和保护的盲视,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菁英,一直延续到那些在圣地贩卖佛陀画像和菩提子念珠谋生的商贩、以及从毫无戒备之心的佛教朝圣者身上索求捐赠的假僧人和骗子。

这种对佛教的漠视到处可见,例如,作为无数朝圣者通向佛陀初传教法之圣地的门户——瓦拉纳西机场的书店里,在其丰富的印度教和印度书籍之中却连一本佛教的书籍也没有。

即便是在菩提迦耶的大觉寺,这个世界上最殊胜的佛教圣地,佛陀证悟之地,也是这种情况。这里的管理者大多仍然是印度教徒——这种情况就如同梵蒂冈或麦加的圣殿由佛教徒管理,或一个犹太教会大多由新教徒来运作一样。

印度的世俗主义和政治正确性

解释这种刻意的忽视并非易事。从某种角度来说,佛教如今在印度的这种困境或许是这个国家的长期殖民地历史的结果,这似乎已经导致印度全面拥抱世俗的价值观,并以放弃它自身所具有的深奥灵性传统为代价。

一个近期的例证是关于那烂陀复兴。那烂陀是世界上最古老和最伟大的佛教大学,其建立早于牛津大学六百五十年。这项计划的首位校长阿玛蒂亚·森 (AmartyaSen) 以“宗教研究和宗教修持之区别”为名,指出他将淡化任何佛教或灵性教授,而侧重世俗的教程。甚至,森教授在其那烂陀的论述中对佛教传统并无着墨。

印度自称珍视传统,行动上却表现出更遵从西方的、世俗的、物质化和非灵性价值观,而并非其自身传统所馈赠于世界的深奥智慧。因此,当印度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同时,对大部分印度人来说,佛陀仍然是位陌生人。事实上,印度受教育的知识分子们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比对佛陀和佛教要更多。 

西方的世俗政治正确性也显现在那烂陀遗址的入口处,在那里的历史标注牌上,绝口不提那烂陀大学和其丰富且无价的图书馆,实际上是因所藏文本不奉持《古兰经》而于1193年被穆斯林以宗教理由所毁。政府更宁愿只是告诉访客,那烂陀大学的摧毁者名叫巴克提亚尔-卡尔吉 (Bakhtiyar Khilji)。

以世俗的政治正确性为名而稀释真相和淡化历史事实无益于任何人,相反,否认事实和埋藏真相实际上会滋生极端主义。即便传统上奉行非暴力文化的缅甸,佛教徒亦曾向穆斯林邻人施行暴力。

想象一下,如果政府和学者刻意淡化 (纳粹对犹太人) 大屠杀历史的话,对反犹主义的愤怒和指控将会在纽约如何爆发;同样,如果政府官员和学者淡化英国在印度的的剥削和劣行,印度人将如何反应。

如果学者,记者,评论者和专家们能直言而非尘封穆斯林毁灭那烂陀大学以及其它佛教圣地 ——不论是发生在印度历史上的还是近年发生在阿富汗的事实,那么他们将对当今的和平及和谐会更有帮助。

伊斯兰的西方和印度辩护者们声称他们是在弘扬宽容,而且其它的宗教也曾经参与毁灭性的行为,比如十字军东征期间的基督徒。他们还惯于赞赏佛教徒普遍地对于挑衅的非暴力性响应。

这种表面性的宽容更类似于一种世故的政治正确,而非真诚的宽容和开放。这就像有人为了掩盖一桩残暴的袭击,却以赞颂受害者不回以报复,并且用其它暴行案例来转移注意力一样。

与之相反的是,陈述事实,其中包括了指认行凶者,对于培养真正的爱和慈悲来说更为重要。这种真正的爱和慈悲,依照佛教的见地来说,与智慧不可分离。这种坦诚更能有效缓解复仇和反击的冲动,更可以突显非暴力式回应的真正勇敢与无惧的本质。实际上,这恰恰是印度历史学家向甘地的伟大无畏的“非暴力”运动致敬的原因——予以揭露,而不是掩盖在印度争取独立期间英国人的凶蛮。

对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印度对佛教的破坏,很不幸的是,印度选择了一种更为怯懦的政治正确方式。它向暴力和恐吓的压力做出了让步,而没有奖赏非暴力并作出任何保护性的措施。因此,当德里机场为(麦加)朝觐装修了特别航站楼的同时,印度境内的佛教朝圣地点却没有获得相应支持。

在印度只在乎两个宗教

尽管如此,单是世俗主义不足以解释印度对其佛教遗产的荒唐漠视。以持续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敏感性来看,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宗教仍然十分重要。比如说,印度教徒对于瓦拉纳西的甘瓦培清真寺 (Gyanvapi Mosque) 占用了一处古老印度教寺庙之地基感到愤怒,他们甚至为了建造一座印度教寺庙而捣毁了阿育得哈 (Ayodhya) 的巴布里清真寺 (Babri mosque) ; 而西孟加拉国邦和相邻的孟加拉国,以及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则袭击了印度教的寺庙。 

而对于拒绝让佛教徒管理自己的圣地,印度则毫无内疚,完全忽视了菩提迦耶对佛教徒来说等同麦加对于穆斯林的意义这一事实。因此,或许世俗主义并非唯一的原因,而若追究下去更像是:在印度唯一有影响力的宗教必须是狂热而暴力的,不管他们的信徒身着橙色或绿色。

事实上,佛教在印度的衰亡同样要归咎该国的两个主要宗教,始于印度教而终结于伊斯兰教。从五世纪以来是婆罗门的压力令诸多佛教寺院改宗为印度教的崇拜之地,而残存之处则被穆斯林的入侵所终结。

如今,这种古老的宗教帝国主义的遗痕不仅体现在印度教徒管理着的佛教圣地,甚至被奉于印度宪法自身。印度宪法第二十五条宣称“关于印度教应做此解释:包括了信奉锡克教,耆那教或佛教等宗教者,而关于印度教宗教机构亦应比照做此理解。” 

无论历史来由如何,目前令人遗憾的事实是,对于每年来此礼敬乔达摩佛生平和教法的成百上千的朝圣者来说,尼泊尔、印度和比哈尔的政府和民众是众所周知的糟糕主人。从顶端的领导团队到最底下的街头乞丐集团,对于这些远道而来的朝圣者,除了以各种方式勒索钱财之外,没有任何接纳、帮助或善待的意图。

公平来说,我们无法将那烂陀,菩提迦耶或鹿野苑的悲情全部归咎于非佛教徒。大乘佛教的沙文主义者们和上座派菁英们同样各自为营,除了诸如获取一条电线或改善水源供给这类事情之外,菩提迦耶周边的佛教寺院在任何不那么俗务性的事务上鲜有团结。他们似乎更专注于传扬自己的教派,用高音喇叭将他们自己的仪轨盖过其它人的祈祷声,而不是以分享教法,禅修,信仰仪轨和节庆来颂扬他们共同的传统。

为了回应我之于印度对其佛教遗产保护不力的批评,我的印度教朋友急忙提醒说佛教从根本上属于印度教的一部分,佛陀是毗湿奴的一个化身。姑且不谈哲学问题,这种说法在简单的人性、社会和情感基础上都难以立足,因为印度教的收益,荣耀和影响力从来没有被分享给佛教徒们。 

忽视佛教是印度的损失

无论如何观察——不管是仅仅通过商业、政治、国家自豪感、出口机遇、外交政策等世俗视角,或是更深层的灵性因素来看——对于印度来说,随处可见的对于佛教的忽视真是可悲的损失。 

即便从纯粹世俗性、商业的角度来看,菩提迦耶和蓝毗尼 (Lumbini) 这些地方都是潜在的金矿。单是最近我在菩提迦耶短暂停留期间,就有两位外国元首拜访大觉寺表达敬意。

确实,外国政要,军队元首和其它要人经常地前来菩提迦耶,并非为了出席任何会议或谈判,而纯粹是为了表示敬意,更不用说每日从全球前来的上千位的朝圣者——欧洲、俄罗斯、南亚、东南亚、中国、美国、澳洲等等。

如果某些政治是必然的,印度实际上手握一副外交王牌,因为菩提迦耶和其国内其它佛教圣地是逾越一切世俗和政治分歧的资产,包括像西藏这种敏感问题。毕竟,这些圣地对于各传承的佛教徒来说,都毫无例外是神圣的,是对佛陀教授的基本真理的永久性提示。

以单纯的出口价值角度来看,将印度丰富的佛教遗产之质量,以及它在全球所赢得的尊重,与印度质量低劣的诸多其它产品——从粘不上的邮票到对不齐的门锁——相对比。印度对它自己自古以来所创造的最伟大作品之一——释迦牟尼佛之无瑕法教和智慧——不加珍视,更不要说推广,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事情。

即便仅从国家自豪感的角度来看,应该要记得现在无论是毗湿奴还是湿婆都不会取得印度或是尼泊尔的公民身份,因为他们都是神祇。与其相比,佛陀是出自他们自己国土的真人,他的智慧、法教和典范持续启发着全球数百万人的心灵,包括印度的头号对手——中国。令人费解的是,印度和尼泊尔至今都未对佛陀的遗赠显示出任何应有的兴趣和投入。

事关态度

有鉴于这种普遍的冷漠和忽略,对于菩提迦耶和其它佛教圣地的任何真正的改善工作,都是由外国人或藏族难民所承担并不令人惊讶。要想做成任何事情,他们通常都不得不以行贿来完成每一步。 

印度政府和民众对来自海外的这种慷慨贡献缺乏关怀,近期的一个事件做了最佳的说明: 贫困地区的敦杰司瓦利 (Dhungeshwari),佛陀证悟前曾在该处进行了六年苦行。

德里的官僚们对该地一所由韩国僧人为五百位弱势儿童所建的学校,课以九百万卢布的重罚,由于无力缴纳罚金和切断了外部挹注款项,这个学校被迫暂时关闭。

当这个学校告到法庭——这可是个大胆的行动,尤其是在比哈尔省——上诉这一不公裁决的时候,幸得一位高等法院的法官撤销了罚款,并公开谴责印度政府处罚一所帮助印度贫困儿童的佛教学校,这所学校承担了政府应该承担的工作。 

在少见的事例中,正义得以伸张。而判决之前,冗长的官僚骚扰显示出印度在对佛教普遍看法上严重的态度问题。

这种态度部分是源于至今仍然牢固统治着印度的种姓问题。由安倍卡博士 (Dr. B.R. Ambedkar) 引领而走上佛教之路的马哈拉施特拉邦 (Maharashtra) 上百万的佛教徒,鲜少致力于佛陀之教法,他们更希望的是摆脱他们低种姓身份之耻辱。这非常重要并可以理解,但是这种期望是一种社会和政治企图,对他们自己的灵性道路或是佛教,都不会有多大帮助。

我有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朋友,伴随我在菩提迦耶大觉寺进行每日禅修,最近遭到印度安全警卫的盘问,他被问到为何每日前往该处,以及他是否是一位有许可证的导游。他们的假定是佛教要么是给外国人的,要么是给低种姓印度人的,这些警卫无法理解像他这样的高种姓印度人对佛教是出于何种兴趣。

而如果在佛教最神圣的殿堂入口尚且存在着此类疑问,那么在印度社会或多数印度国民心理中改变对佛教的态度,或许希望甚微。

印度和中国打佛教牌

近来,有迹象显示印度对其佛教遗产开始表现出些微的兴趣,尤其是在喜马拉雅地区,主要是因为中国对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佛教圣地甚为积极的提供了支持。

在此,回顾一下相关统计数字应该是值得的:中国人口中大约有百分之二十是佛教徒,相比之下,在佛陀证悟之地只有不足百分之一的印度人是佛教徒,这个数字在几个世纪里都未曾改变。实际上,中国目前拥有全世界最大的佛教人口 (合计超过全球佛教人口的半数以上),而印度的佛教徒数量尚不足全球佛教人口的百分之二。

相对于印度历史上长期对佛教的忽视,中国有幸拥有相当数量的历史和标志性佛教学者和护法者。比如说,中国人尊重玄奘,佛教徒们要感谢他对佛陀生平和证悟的圣地做了持续的记录。而中国不同朝代和帝王 (比如汉明帝,梁武帝和唐朝的武则天女皇) 确保了佛教在其诞生地以外得以保存延续。

这类护法并非只是古代时期或是历史上的,举例来说,即便是在当今,只要看看作为一个无神论国家,中国在西安法门寺佛陀佛指骨的保护上,所提供的级别、细节、保护措施和尊重的慷慨程度,就可看出相比之下,新德里国家博物馆中佛陀舍利所受到的待遇之次,其舍利匣甚至都是由泰国捐赠的。

当然,我们不会忘记在五十年代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对佛教寺庙,经典和法师造成的破坏和伤害。但那些行为是由政治而非宗教原因所驱动,发生在一个较短的时期,而现在中国正在经历佛教的强力复兴。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印度历史上婆罗门对佛教的迫害,以及随后数个世纪由穆斯林所造成的大量毁灭,印度的佛教历经两劫后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而印度非但没有仿效中国的佛教复兴,它向来对中国的间谍活动疑心重重,仍然对每年成千上百渴望到印度朝圣的中国佛教徒们坚持其官僚壁垒。印度应该明白的是,正如印度的印度教徒或许会觉得跟一位英国印度教徒相处,比和一位印度的穆斯林一起更从容,斯里兰卡或是拉达克的佛教徒们也会把这些来访的中国朝圣者们视为佛教兄弟。

如同那些贫苦、被殖民或在本土遭受蹂躏的穆斯林或许会以沙特阿拉伯的穆斯林所拥有的能力及财富为豪,或者全世界的犹太人会视以色列为骄傲,同样,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和其它曾受到外族入侵地区的佛教徒们,或者如不丹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贫困国家,或许会以中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而感到欣喜。

总而言之,与其屈从于一个老旧的由恐惧驱动的习惯和猜疑,印度或许应该学习甚至加入中国的佛教复兴,自豪的宣告自己的家园,传统和圣地是佛陀证悟,智慧和教法的诞生地和源头。

恢复佛教的应有地位

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指出这个地区漫不经心地糟蹋其丰富而深奥的佛教遗产的若干历史、政治、战略、宗教、哲学、种姓和其它原因。而不管是何种原因,其实终究不必至此。

只要对观念做出有意识且并不艰难的改变,印度就不仅能认受一位对人类作出过无可超越贡献者的遗赠,并将感到与有荣焉。

在这个物质化的时代,贪婪差不多正在毁灭着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听闻、思维佛陀之真理的需求相形以往变得更为紧迫。在政策和行为层面,这种思维甚至有可能缓和过度消费,防止进一步耗尽资源,保护珍稀物种,为我们的子孙保有让这个星球在宜居的状态。

如果印度和尼泊尔现在能够为曾在地球上出现过的、最为卓越和杰出的人物之一的生平和教法负起全责,那么在今天的世界里,它们还能得到什么比这样更大的满足和尊重呢?仅仅需要相对少少的努力,印度和尼泊尔这一无与伦比的古代丰富遗产就能够与目前世界增长中的需要和兴趣相融合,为人类和地球本身留下无可比拟的传承遗赠。

这篇文章中的一些批评或许听起来刺耳,但如果说得太温和的话,就不足以让我们看到一种现在必须彻底转变的态度及观点,从而令佛教在印度和尼泊尔恢复历史、文化和传统上尊贵和重要的应得地位。  (翻译:西游译文)

(原文刊载于2015年4月6日《郝芬顿邮报》。相关连结:http://www.huffingtonpost.in/dzongsar-jamyang-khyentse/how-india-is-squandering-_b_7008922.html?utm_hp_ref=india



05 Feb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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