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所有相 皆是虛妄 若見諸相非相 即見如來
 
 

周扬之子忆父:我们从未走进彼此的内心

按:這樣的丈夫、父親和官員,對家庭對國家來說,都是禍害,且遺害至今。


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周扬”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从上世纪30年代起,他便获得最高领导人的信任,成为其文艺路线的阐释者和代言人。周扬政治命运的每一步,其实也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历史的一个缩影。

对82岁的周艾若来说,与父亲周扬的隔膜,其实在他7岁那年的分离便注定了,这种隔膜一直持续到父亲离世,“我从未感觉他作为一位父亲的回归”。他们父子之间,也从未真正走进过彼此的内心世界。

也许正因如此,看待父亲,周艾若多了一份冷静和审视。尽管他知道那是一个写不尽的周扬,尽管自己也与父亲一样从事文艺工作,但是,“我不愿意参与写父亲的任何传记”,周艾若沉默了一会,眼神移开,缓缓地说:“因为每次回头看他走的路,我都觉得,心,太痛了……”

上海记忆

我对童年的回忆是幸福而温暖的。我还记得,那时候总是躺在父母中间,在被窝里拱来拱去;小时候,我和弟弟迈克,头发都黄黄的,眼睛有点灰蓝,在那些大人们眼里,我们俩个长得有点像西洋娃娃,所以他们每次一进门,都先嘻嘻哈哈地逗弄我们一番,然后再上楼和父亲谈他们的事。

那时候我太小,也不知道这些人的身份和背景,就是喜欢家里热闹。他们要谈事的时候,我们就赶紧躲开了。后来才知道这些来往的人,都是当时在文学界比较活跃的左翼人士。父亲忙的时候,妈妈就在外间一桌打麻将。后来才明白,实际上是替父亲望风。

更多的时候,我和弟弟是和妈妈在一起的。妈妈漂亮,温柔,闲时喜欢教我唱歌跳舞,描红临帖,唱京戏。到现在我还能从头到尾唱完妈妈教我的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我想,我身上喜欢文艺的根,就是她在我心灵深处种下的。我记得妈妈还带我去电影公司拍电影,那是左翼文化人拍的一部电影,可是导演要我笑时我哭,要我哭时我又哈哈笑起来,所以那部电影也没有让我演到底。

没客人的时候,父亲就一天到晚埋头在屋子里,写作、翻译,很少出门。父亲早年在上海上大学时,读的是英国文学专业,也由此打下了他翻译的基础。在上海期间,他翻译了许多俄、美、日等文学作品和艺术理论文章。父亲后来又去日本留学,很多人回忆,那时候的他才气纵横、开朗潇洒,平时穿西服、打领带,穿皮鞋,还喜欢跳舞、爱去咖啡厅。从他给我们三兄弟取的名字——艾若、迈克、约瑟,也可以明显感觉出,那时候,他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应该说,父亲还是属于在五四时代的历史熏陶中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有着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东西。相对英美文学,父亲对中国古典文学读得少一点,倾向于俄罗斯的、英美的东西多一些。

父亲从日本回国的第二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联”的实际领导人。上世纪30年代,也正是革命最艰苦、最残酷的时期。柔石、殷夫等左翼作家就是这一时期被秘密逮捕后惨遭杀害的。在那种形势下,父亲能够坚持下来,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当时,鲁迅等人都长期被国民党特务监视,父亲也不得不经常变更住所,以此摆脱特务的纠缠。所以,我童年的另一个印象,便是经常搬家。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30年代,父亲他们与鲁迅、胡风等人在上海有过一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论争。鲁迅先生后来在文章里批评父亲“到处用手段”,还把父亲与夏衍、田汉、阳翰笙这几位一同去向他汇报“左联”工作的人,讥为“四条汉子”。

在我的理解当中,父亲他们当年只有20多岁,鲁迅40多岁,我觉得四条汉子对鲁迅不恭,是不存在的。另外,胡风的夫人梅志后来告诉我,那时候他们还经常来我家作客,所以我也根本不相信所谓两个口号之争像后来渲染的那么誓不两立。如果果真如此,胡风梅志怎么会经常去我家作客呢?但是后来的政治斗争将这个本来属于文艺战线的讨论无限政治上纲,甚至后来升级到“反党”的地步——讽刺的是,当时父亲是代表中共去和非党人士鲁迅谈的,怎么到头来变成是他反党了呢?我想,鲁迅先生当年说这话的时候,应该是发个牢骚,或者顶多是个讽刺。大概他自己也不会料到,若干年后,“四条汉子”会成为一个罪恶的代号,而这个评价成了父亲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我的母亲

母亲吴淑媛出身于益阳一大户人家,她的家世比父亲好得多。吴家是打太平天国起家的,外祖父在江苏瓜州当水军总督,曾三次见过皇帝。父亲与母亲算是青梅竹马,父亲小时候在我外婆家念私塾,他们互相有好感,老师做媒,他们很自然地成了一对,虽然那时候他们年纪还很小。

我的外婆特别宠这个女儿,视她为掌上明珠。我们一家在上海生活时,父亲没有什么固定收入,所以每年回湖南,其实就是回去要钱的,外婆每次都给母亲带回来一大包金首饰。母亲放在抽屉里,也不锁,每次没钱用了便取一件去换钱。当时有很多益阳的同乡和左联的朋友经常到我们家,这么多人没有收入,都是靠外婆给的那些钱维持生活。父亲晚年也曾对我说:那时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的母亲——其实是我的外婆。

很多年后,我经常想,母亲对自己丈夫所从事的事情不可能完全不了解,她并不一定很深刻地理解什么叫“革命”,她只是完全追随着父亲,只要是父亲做的事,在她眼里就是正确的,她就会无条件支持。这其中,也许有母亲传统道德观的成份,但更多的,是她对父亲毫无保留的爱和信任。

1934年,母亲又怀孕了,以往每次都要回老家分娩,这次也不例外。父亲把母亲、弟弟和我一起送回了湖南益阳老家,以往父亲总要等到孩子生出以后再回上海,这一次,还没等三弟出生,就急着要走,说是有工作,而母亲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反常。

母亲顺利生下了三弟,按交待取名“约瑟”。不久,母亲收到父亲的信,说他暑假会回来,母亲于是满心欢喜地等着这一天。父亲爱吃母亲做的甘草梅,就是把新鲜的梅子泡在蜜里做成的一种蜜饯,母亲托人买来最好的梅子,做了一坛甘草梅。那时在乡下,根本没什么好吃的,所以放在红漆柜上的这一坛蜜饯,对我们三个小孩子来说是很大的诱惑,可是我知道我们不能吃,因为这是母亲特地给父亲做的。我不吃,两个弟弟也不吃。

可是父亲并没有回来。第二年春天,青梅上市时,母亲又开始做第二坛甘草梅;不久,父亲来信说他这一年夏天会回来的。可是我们依然没有等到他,而柜子上已经摆了两坛梅子。

也是在这一年,1936年,父亲去了延安。起初,我们还有他的消息,我还记得有人捎来一套父亲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给母亲,还给我带来一件紫红色的呢子大衣,很漂亮。那些年的冬天,我总穿着它在桃江、修山脚下外婆家到处玩耍,心里充满了有点炫耀的喜悦。

父亲离开的时间长了,乡间渐渐有了一些传言。奶奶很喜欢我的母亲,她不放心,专门写信问他:“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里人都忘了?”父亲回信说,他现在在肤施(延安)作教育厅长,不会做对不起家人的事。

抗战爆发不久,情势越来越紧张,我们和父亲彻底失去了联系。父亲离开后,母亲独自带着我们三个孩子生活,不管谁提起父亲,母亲总是谈他的好,她也从来不相信那些传言,还嘱咐我们:“不要听人瞎说,你爹爹不是那种人。”

我们兄弟三个那时都很小,并不能体会到母亲心里想的是什么。只是后来回忆,母亲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苦的,完全是哀此茕独,形影孤凄,她太需要一个人帮助她撑这个家了。但她把自己的痛苦包得紧紧的,无论对我的奶奶,姑妈,还是对疼爱她的外婆,她只字不提,即便是对与自己最近的弟弟、我们的舅舅,她也从不吐露半句。

七坛甘草梅

父亲走后,我们全家都由外婆抚养,不久,外婆一病不起,两年后去世。

外婆的去世,对母亲的打击是致命的。那段时间,母亲牵着我和弟弟,带我们3个孩子,每天走十几里路,去外婆的坟上哭坟。哭坟是当地的习俗,是那种带唱的哭,听起来特别凄惨,母亲每次都在坟上哭得天昏地暗,一哭就是一两个小时。

这是我生命经历中的最为悲惨的场景。虽然我年纪并不大,但我已经意识到,母亲的哭不光是对外婆的思念,更多的,是哭自己命运的悲苦。也许只有在这荒野当中,一直把苦严严实实包裹在心中的母亲,才会如此渲泻她的绝望心情。而她深藏已久的哭诉,也只能面对旷野中外婆那座同样孤独的坟头……

刚回湖南时,我们起初的生活是靠田产,后来很快坐吃山空,外婆去世后不久,舅舅又生意失败,卖了大片田产抵债,吴家一夜之间成了穷人。母亲也由从不为生计发愁的富家小姐变成了平民女子,她为我们做鞋,亲手做各种坛子菜。

每年夏天,母亲还一如既往地做着她的甘草梅,而父亲已经音信皆无好几年了。1941年的某一天,母亲终于有了父亲的消息,但是这个消息却让苦苦等待的她一下子堕入深渊——那是《救亡日报》上登载的父亲给郭沫若的一封信,父亲在信上谈了解放区的一些情况,末尾附了这样一句:“苏(注:指苏灵扬)已进抗大,小孩(注:指周密)已进幼儿园。”

母亲一下子崩溃,她终于不再做梅子了,望着柜子上排得整整齐齐的7坛梅子,她对我们说:“你们把那些梅子都吃了吧……”她很快就病了,脖子上长了一串长长的淋巴,全身浮肿,浑身上下似乎都是透明的,说话已无力气。当时有一远房亲戚的男孩,比我略大点,已找到一份小学教师工作。母亲从被中伸出手来拉我到床边说:“艾若,你要能教个小学,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对着病榻上的母亲,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感觉只是一片茫然而无望。家里已经一贫如洗,为了请医生,先是托人卖掉一批批皮货,后来又开始卖掉一个个景德镇精致的上品瓷坛。医生换了一位又一位。我还记得其中一个医生用一种织毛衣般粗细、像筷子般一样长的针,先往炭火盆上烧,然后往母亲皮肉里扎,拔出后皮肤上留下一个个黑色圆圈。每扎一针,我都不敢看,甚至全身紧缩,以至泪流满面。但我从没有听到过母亲一句呻吟。

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了很多花,那一年,多年不开花的两株硕大牡丹突然绽放开来,亲戚们都说是不祥之兆,我不信这些,但是在一个连绵秋雨的寒夜,我们都已入睡时,母亲悄然而逝,走时才35岁……那一年,我15岁,二弟11岁,三弟7岁,虽然说起来还有一个父亲,实际上我们已经成了孤儿。

我不知道当年父亲让母亲带着我们回老家,是否是他新生活的一个“预谋”。其实那时很多人已经知道了父亲与苏灵扬的关系,只有母亲还蒙在鼓里。我后来在上海见过父亲当年的朋友陈子展老先生,他告诉我:就在你们走后,我到你们家里去,看到屋里墙上挂了一件红大衣,那大衣不是你妈妈的,你妈妈个子高,那红大衣是小个子女人穿的。

胡风的夫人梅志后来也回忆,1934年父亲从益阳回到上海后,再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形象大变。他换下以前穿的西装,换上一件白绸长衫,戴一顶白色礼帽,身边的那个人也换了。很多年后,我和梅志也成了朋友,她说:“我上你家去过好多次,我觉得你妈妈太贤惠了。”

即便母亲在知道此事后,她仍然没有在我们面前说过一句抱怨父亲的话,在任何人面前都没有。母亲只是提及,有一次帮父亲收拾衣服时,在西装夹层口袋里发现一女性写的一封信,看过后,她还给了父亲。她从来都相信自己的丈夫,相信他不会另有所爱。直到她离开人世的那一刻,她对已经背叛自己的丈夫也没有一句抱怨……

“文艺沙皇”

父亲整个人生轨迹的改变,应该从他到延安算起。父亲是1937年从上海出发,11月初到达延安的。

在我看来,早期的父亲属于人道主义者,而他的人文观念主要来自俄罗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那些精神营养。那一时期的毛泽东,在这些方面和他有共同语言,他们肯定有彼此欣赏的成份。反过来,父亲更欣赏、乃至崇拜毛泽东。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是学而优则仕——有了学问要献给国家、献给领袖,既然获得了最高领导人的青睐,他必然要尽全力报答。

父亲在文艺理论上面表现出来的成熟与敏感,显然很为毛泽东所看重。父亲到达延安后不久,毛泽东有些文字方面的事情经常让父亲帮助阅看,而父亲的一些重要文稿,也常常送毛泽东审改,从此开始了与毛泽东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文字之交。在文化界,像他们之间有过那么多次重要文字交往的,恐怕除周扬外没有第二人。

到达延安之后,父亲先后任边区教育厅长和鲁艺副院长。应该说,父亲这些文化界人士的到来,给延安的文化事业和文化生活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1939年,他被任命为鲁艺副院长,鲁艺的工作后来一直由他主持,鲁艺作为党的文艺干部的摇篮,为新中国造就了一大批文艺骨干和创作队伍骨干。

延安时期,父亲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主持编辑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就文艺理论的几个主要问题集录了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有关论述,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鲁迅一直贯穿到毛泽东,实际上也将毛泽东的文艺理论提而他的序言,其实也是为确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地位而写的。自此,这篇讲话成为全国的文科学校都要学习的经典之作。父亲也藉此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的宣传者、阐发者乃至党的文艺政策制定者的身份。

建国以后,父亲对毛泽东的崇拜有增无减。1951年,我去哈尔滨工作之前,父亲对我说:“你要有两个崇拜,一是崇拜毛主席,二是崇拜苏联,这样才能成就事业,不仅要崇拜,而且要迷信。”崇拜苏联是当时的一边倒政策,当与苏联的关系破裂之后,父亲的精神世界里,从此只剩下前者。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曾先后出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每隔几年,他都会就文艺理论作一次报告,大家都知道他的讲话,其实就代表着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因此,从报纸、文化单位到学校,都必须认认真真地学习他的讲话,父亲的名气和影响也越来越大。有一次,他在讲话里表扬一系列成功的作品,我问他:“你看过没有?”他老老实实在说:“我哪看得过来?”记得我有一次还问他是否看过哈代,他也说没看过。我问他:“那你为什么要提这些作品?”他说:“让大家研究嘛!”

获得文艺理论的话语权之后,父亲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到文艺领域的斗争,在延安整风时期,他写了批判托派文艺理论的《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给予文章和作者以极高的评价,从另一方面讲,这也是父亲从文艺理论家到政治革命家转变的开始。建国以后,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几乎每次运动都从文艺界开始的,这似乎成了一条规律,文艺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而父亲在这条路上也越走越远,并由此获得了“文艺沙皇”之称。

我不知道父亲生前是否知道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称号,实际上在“文革”前掌握着文艺界生杀大权的他的确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建国后,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红楼梦研究》批判,从反右、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到批判《海瑞罢官》,“周扬”这个名字,总是或多或少地隐藏在这些被批判者的背后。很多上纲上线的报告都出他的手,而他每次出手,总是打击了一批作家——胡风、冯雪峰、丁玲等。

其实很多运动之初,父亲的内心也充满了矛盾挣扎,包括对胡风的处理,他起初也并不认为要上升到敌我斗争的那个高度、打击那么一大片文艺界的人士。当他刚看《武训传》时,他也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还说:“我看很好嘛!我看的时候还掉了眼泪。”当毛泽东决意批判《武训传》后,他又深觉得自己对政治不够敏感,在各种场合、大会小会不断作自我批判,检讨自己,又拼命想“弥补”自己的不足,并且在最后写了一篇批判《武训传》的重头文章,他似乎在想表示自己跟毛主席、为重塑“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形象而做努力。

在历次政治运动之后,父亲总是试图用一些举动,缓和文艺界的肃杀之气。60年代初,报纸上没人敢写稿,文艺创作也陷于匮乏,父亲主张把杨沫《青春之歌》、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老舍的《茶馆》等几个作品拿出来讨论,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周克芹的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也得到了父亲的高度赞扬而发表,从而一举成名;当年只有20出头的王蒙因其作品而遭批判时,父亲曾极力给予他保护,这也是王蒙后来屡屡提及之事。既要贯彻上面的意图,又要极力团结一些人,被视为“文艺沙皇”的父亲其实也是心力交瘁。

身陷囹圄

1966年7月1日,《红旗》重新发展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编者按语中,公开点了周扬的名字,“以周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称“24年来,周扬等人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一夜之间,父亲成了文艺黑线的代表、祖师爷,他所在的中宣部则成了“阎王殿”。几天后,《人民日报》开始整版地发表批判父亲的文章,在一篇文章里有很多所谓的采访,来证明父亲自始至终就是个“反动分子”,我看完以后,对以前所受的宣传开始动摇,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我也开始对父亲有所反思。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几乎在同一天狂卷到我所在的哈尔滨。6月6日下午,校园里还显得很平静,然后每个系同时开会,开完后一散会,每个系里都贴出一张最大的大字报。我们系贴出的那张是《周艾若是哪个阶级的评论家》。两天后我也写了张大字报,宣布和父亲周扬划清界线。

父亲对他的被捕毫无思想准备。1965年父亲在一次体检中发现得了肺癌,他动了大手术,切掉半边肺,锯了两根肋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党内斗争本来就很残酷,而文艺界更是敏感的麻烦的地带,父亲必须处处小心。我想他得了癌症也是因为胸中郁结了太多的东西。不过,在我看来,他早年得癌症有两个幸运:一是他幸好发病得早,没有扩散;二是那时候的政治运动更加如火如荼,照理说他应该有更多的出场的机会,就因为这场癌症,客观上阻止了他的出场,打击的人也相应少了些。

那时候,二弟周迈经常给我写信,向我通报北京这个风暴中心的情况。有一次,他在信里提到,他所在的北航的红卫兵组织大家去工人体育场参加批判会。弟弟离得很远,看不清被斗人的面孔,但他从挂在每人脖子上的大牌子上知道,这些人有彭真、陆定一、林枫和父亲周扬。林枫拒绝做低头弯腰喷气式,陆定一大声叫屈,两人都遭到拳打脚踢。而父亲体力不支,趴倒在地。临散会时,两个年轻人把父亲提起从批斗台的一头拖到另一头示众,几次揪他的头发猛拉猛按。

提到这个细节的时候,弟弟的口气很平常,我听到这个消息,好像也没有特别伤心的感觉。那时候全国人民都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搞得麻木了,我身边每天都有人死,不是自杀就是被斗死。父亲被关进去之后,我们都彻底失去了他的消息,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这个消息于我们,仿佛只是终于让我们知道父亲还活着。

此后,父亲又陷于很长时间的生死不明的状态,甚至几次传出周扬已死的消息,连他的户口都注销了。一直到1975年的某一天,有人通知我们家属去秦城监狱里接他,我们才知道他还活着。

我后来才知道,毛泽东在那一年有个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7月份,他们重获自由。夏衍被释放当天就卷铺盖回家了,可是父亲没有,他说:“我不行,我还要写一封信给毛主席,我做自我批评,现在还没有写完。”他写完给毛泽东的思想汇报,还在信里问主席、江青好,几天后才回的家。

父亲在秦城监狱被关了九年,平时没有人可以交谈,也听不到任何外界的消息,所以刚从秦城出来时,几乎失去了表达能力,语言不连贯,声音沙哑,见到人就不停流泪。几天以后,他慢慢能够说一些话了,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说:“搭帮毛主席……”这是益阳土话,就是多亏毛主席的意思,我立刻反问他:“那是谁把你关起来的?”他没有回答我,此后我们再也不提及这个话题。

现在回想起来,极为讽刺的是,一方面父亲被视为“文艺沙皇”,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他的表现极为不满。父亲曾说过,毛泽东对他的批判有三条:1、对资产阶级斗争不坚决;2.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3.毕竟是大地主家庭出身。他觉得父亲在政治上斗争性不强,心太慈、手太软。《清宫秘史》、《武训传》的“问题”哪一个都不是周扬发现的。在那个非常强调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年代,对于一位思想文化战线的主要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1952年,大家都下去搞土改,父亲没有,毛泽东说:“如果周扬不下去,我就派人押他下去。”其实也公开表示对他不满。1953年初,毛泽东专门把他叫到中南海,批评他“政治上不开展”,撤掉他的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职务,这一年筹备第二次文代会这样的重要大事,开始一段也完全由胡乔木主持,把父亲排除在外。1965年,毛泽东已经相信康生、江青提供的“四条汉子”专横把持文艺界的材料,在决定批判夏衍、田汉、阳翰笙他的几位老友时,还问他:“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父亲当时还诚心诚意地反省自己的错误,却没有预感到,一场文艺界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所以也有人评论说,毛泽东是拿周扬作为文革的祭旗者。

父亲任文化部副部长时,江青在中宣部电影处任处长,她经常发些指示,父亲对她的意见未多加理睬,但他没有意识到,江青后来的很多意见,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他对江青的违抗实际上也冒犯了毛泽东。中央后来成立了“周扬专案组”,主持审查此案的便是江青。正式列入“周扬一案”的有七八十人。1975 年,他被转到秦城监狱,父亲那时并不知道,这里曾是胡风被关押10年之久的地方。

家事

母亲去世后,我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我先是在一所乡间小学教书,帮助祖母照顾两个弟弟。日本人打到湖南后,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声中,我加入了青年远征军,抗战的同时一心借机到延安找父亲。我所在的部队在贵州呆了十个月,未及出征,鬼子就投降了。投降消息传到营地当天,漫山遍野的火炬,呐喊声响彻云霄。

在贵州时,我通过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的表哥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通过重庆,转到新华社的何其芳,何其芳将我的长信转给在延安的父亲。遵照何其芳指点,退伍后我没有回乡,而是带着他的信立即赶到南京,在梅园新村与中共办事处取得了联系。那时我住在表哥家。一个酷热的夏夜,我正在楼下乘凉,忽然看见大铁门外一西装革履客人直奔我打听表哥。我们俩互相看着,虽然分别了11年,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我很兴奋地拉着他的手进了楼门,上了楼梯,还有两位同样绅士翩翩的客人跟了上来。在楼梯拐角处,他停住脚步把我拉近身边问我:“你就是艾若吗?”“是啊!”父亲很高兴,他立即回头介绍:“这位是潘梓年……”我只顾向楼上喊表哥快出来。

我后来知道,美国国务院邀请中国教授、专家共20人访美,其中包括来自解放区的欧阳山尊和父亲等四人,父亲是共产党这边的团长,这一次是来南京办签证的。我们父子俩个在南京一连谈了好几天,父亲让我赶快回益阳把两个弟弟带出来,北上与他会合。

1948年秋,我和两个弟弟费尽周折,终于在北平和父亲再见。这是已经13岁的三弟约瑟,第一次见到父亲。父亲对我们说了些什么现已不大记得,但其中的一句是无法忘却的:“我对不起你们的妈妈!”此后,父亲再很少跟我提及母亲,仿佛一直在回避。

我们跟苏灵扬见第一面,父亲指着她说:“这是苏灵扬,你们可以喊她妈妈,也可以喊她同志。”但我什么也没喊,一辈子也没喊,我喊不出来。

父亲与苏灵扬结婚后,又生了女儿周密和儿子苏苏。1946年,苏灵扬带着周密与苏苏坐马车,跟华北联合大学一起从张家口往南撤退。因为白天怕遭轰炸,都是夜行军。马车在夜里翻到山沟里,两个骡子都摔死了,苏苏被重重的文件箱压着,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父亲过了很久,骑着马打着灯笼赶了过来。那天也正好是他与我们在南京告别后重返张家口的当日,听说当时父亲悲痛欲绝,嚎啕大哭,是几个人把他搀扶起来架上马背的。苏苏的死对父亲和苏灵扬两人都打击很大,特别是对苏灵扬。我们是到北京后得知此事的,也不敢当面提及。文革中,连6岁就夭折的苏苏也未能幸免,被从小小的土坟中挖出来抛尸扬骨……

解放后,苏灵扬在北京任一个中学校长,很多的人说这个校长不错,有威信,但是坦率地说,我跟苏灵扬的关系并不好,这也并不是因为父亲当年是因为她离开妈妈的——从某种角度,我甚至觉得父亲与苏灵扬的结合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军,所以在苏灵扬眼里,我是“叛徒”,我的婚姻也不被她认可。我爱人的父亲曾经留学日本,是敌伪时候的警官,虽然早就关在监狱里死了,但是这种出身在苏灵扬那里不被容忍的,父亲并不干涉。我后来不顾她反对还是和她结了婚。那年暑假,我们双双来北京看父亲,开门的是苏灵扬,她一看到就说:“你已经背叛这个家庭了,你还有什么资格跑到这里来!”我爱人自尊心大受伤害,扭头便走,从此再也不回这个家。我在哈尔滨工作,每次到北京来看父亲,苏灵扬都坚决拒绝让我住进家里,我只好在同学家借住。

我与周迈,周岳三兄弟,没有在父亲的那个“家”住过一天,他们正常的家庭生活我们也没有参与过。到北京时,三弟周岳年纪太小,他愿意和父亲一起生活。当时父亲、茅盾等人每个人在文化部都有一幢独立的小楼,家里很多个房间,但三弟只能住在布满水管子的地下室里,潮湿不堪,但父亲从来也不过问。

其实我与父亲的隔膜自始至终都未消除过。父亲当年离开以后,我出去参军后,两个弟弟由奶奶抚养。奶奶对我妈妈特别好,她心疼这个儿媳。我参加工作之后,经常给奶奶写信,也寄钱给她,在奶奶眼里,我比我父亲对她好。因为父亲的问题,全家都受到牵连,我的大伯周谷宜解放前受父亲牵连坐过国民党监狱,差点被处死;文革中被批斗关押,死在牢中,连尸骨都下落不明;我的姑妈是个小脚老太太,也被戴上高帽游街,文革后,父亲听到这些,也是淡淡的,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我们与苏灵扬的关系在文革期间也曾有过缓和。那时候父亲被带走了好几年,生死不明。我去看她,她一个人住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子里,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那时候她显很亲和,拿出一个杯子来说:“这是你爸爸用过的杯子,你拿回去做纪念吧。”还有几张小照片,让我拿回去。我心里大有感触:文化大革命那么糟糕,但还能使我们这个家庭走向和谐。

但是当父亲的生活渐渐恢复正常时,我们的关系又再度紧张。父亲住在北京医院时,我和弟弟常去看父亲。只有我们父子在的时候,我们谈得还是挺愉快的。过去,父亲长期沉浸在他的研究领域里,连上街买一件衣服他都不会。所以当我们谈起家乡的事情时,其实父亲特别有兴趣,他和家乡隔膜太久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苏灵扬在,她总是用几句话就把气氛弄得很不愉快。

有一次,我和周迈骑自行车去看父亲。那天父亲坐在椅子上,旁边放着一盘葡萄。我们和父亲聊天,中间说句什么话,苏灵扬又开始指责我,我就有准备地回敬她:“我来看看父亲,当然要交流,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思想,你不要什么都打断我们,都说你对,这样不好。”她显然没有准备,被我噎住了。她先是冲父亲发火,然后指着我说:“就是你最坏!”转身离开了。

父亲自始至终一言未发,只是长长叹了一口气。奇怪的是,以往我们每次看他,离开时父亲从无什么表示;而这一次,他一反常态地站起来,穿过一个很长的走廊,一声不吭地送我们离开。这没有言语的言语,让我一下子知道了很多东西,父亲有父亲的无奈。

父亲去世后,我们都赶到北京医院,苏灵扬坐着轮椅,周密陪着她,我和两个弟弟是一圈人,我们互相之前没有任何交流。我想,父亲在时,我和她有关系,父亲走了,我和她,自此毫无关系了。

异化风波

父亲从秦城被放出来不久,中国政坛便接连发生一系列大事。我还记得父亲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他由衷地感到高兴。可是,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又把父亲的名字点了出来,认为当年化名“狄克”与鲁迅论战的张春桥又成了周扬的“走卒”、“文艺黑线”的人物,对此,父亲恼火之余却也只有无奈。

出狱后,父亲陆陆续续听到了很多著名作家或艺术家被迫害致死的消息,老舍、赵树理、田汉等,有一次,他当听说傅雷夫妇自杀的惨状时,他刚开口说:“这给党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就已泪流如注,不能自抑了。

父亲出狱后见的第一个人是冯雪峰,这位他当年的“论敌”已经生命垂危。两位历尽磨难的人见面,父亲讲了很多往事,还抑制不住地哭了。那天我正好从哈尔滨回到家,看到父亲情绪很好。他还告诉我,他被抓走以后,自己家的房子也空了,小偷从屋顶上搭个东西下来偷书——那时候没有书,小偷也要偷书看。不过好在一些英文的或者康德之类的哲学书,小偷可能看不懂就放过了那些书,所以他还挺高兴的。

父亲曾邀请三十多位错划为“右派”的老文艺家见面,面对几十年来受尽迫害和折磨的老同志们,他情绪十分激动,以至于未说一字时,已泣不成声。1979年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期间,他特地去作协会场,再一次向丁玲、艾青等作家道歉。虽然说那些报告很多不是出自他的初衷,但毕竟都是他写的,伤害了那么多人。无论是东北那些作家我很熟,艾青、舒群、骆宾基、萧军,包括胡风的夫人梅志,他们都认为父亲的忏悔是真诚的而原谅了父亲,而且后来也都成了我的好朋友。萧军甚至说:“敢于剖析自己,是一条真正的汉子。”

自始至终不肯原谅父亲的,只有一个人——丁玲。父亲与丁玲是同乡,丁玲早年写过一个《给孩子们》的小说,把我和迈克都写在里面。至少说明那时他们关系很不错。1953年我到北戴河,父亲也在那疗养,丁玲和她女儿也在,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丁玲。我还跑过去问她《给孩子们》不就是写的我们这个,希望从她那里听到当年有意思的事,但她没有理我,让我很失望。

父亲也知道他的问题是一个整体的错误,父亲后来说,他在监狱中9年,想的最多的只是一条:辜负了毛主席。他在狱中通读了马恩列斯毛全集等。现在回过头来看,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往上推,有些错误是毛主席那里来的,也有许多错误是我们自己的。父亲晚年对当年的事情很少提及,我只是记得张志新的事情出来之后,他很感慨,说:“张志新了不起,她还是位女性,那么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父亲一生是极度崇拜毛泽东的,到了晚年能说这个观点,在我看来,他内心深处,实际上已有所反思。

从某种角度,9年的牢狱之灾拯救了父亲的思想,父亲又重新活跃起来,他努力摆脱当年所受的那些政治羁绊,发表了许多文艺理论的文章,向着他早年的文艺理论家的身份逐渐靠近。

1983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时,父亲发表了《关于马克思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提出了“异化”理论。但他没有料到,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学术问题,竟然又会演变成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甚至很快上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上来,继而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那时,全国所有的报纸、杂志,都在显着位置刊登文章,批判他的“异化”理论。父亲又一次被卷入政治风浪、陷入矛盾和痛苦挣扎中。他曾经不无苦涩地说:我这辈子前后被打倒过三次,每一次都是我所尊敬、信任和亲近的人,相信了卑鄙小人的谗言,要打倒我。现在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还有一次,他曾很有感慨地说:“我若不做文艺界的领导工作,专门从事文艺理论的研究,我会是很有成就的……”

1984年,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父亲因病未能出席,他只能从医院打来电话表示祝贺,虽然只是一句普通的祝贺,但会场却突然爆发出长达两分钟的热烈掌声。1985年1月,在京西宾馆开会的作家们给他写了一封信,一共356人在上面签了名,其中包括不少在反右、反胡风等运动中挨过整的老同志。他们也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对父亲的敬意。

不过,父亲在这一次政治风浪中所承受的压力和不解,远远超于文革时期。他身体每况愈下,反应也渐渐迟钝,给他拍的CT片子一张张放下来,上面显示,他的脑子一点点萎缩掉了,很快他就成了植物人,夜里,会有蟑螂爬上他的脸,而他也毫无知觉。他身体不好之后,却对我们之间的亲情是一种弥补。我们看护他时,他不断回忆起妈妈的好,说对不起妈妈。不过于我而言,我还尚未来得及感受一位父亲的回归。

1989年7月31号,我正在胶东出差,接到电报说父亲去世了,我日夜兼程赶回来。当时报纸上发表了一条特别简短的消息。那段时间我会接到一些电话,认为应该给父亲一个合适的评价。而我和两个弟弟的态度是一致的:将父亲交给历史来评价吧。历史如何评价父亲,肯定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过在后来的追悼会上,父亲还是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很多重要领导人悉数出席,邓小平也送了花圈。

在我看来,父亲晚年又回归到他早年的人道主义者的立场上。现在很多人说“悲剧周扬”,我同意这种说法。他身上充满了各种矛盾,而他身上悲剧的根源,也许有对领袖的迷信、对文艺界领袖位置的追求,遗憾的是,父亲最终也没有来得及给自己在文字上语言上的一个总结。以我的理解,其实父亲自始至终也没有获得真正的心灵上的解放。

(口述:周艾若;整理:李菁)



作者: 

周艾若


27 Dec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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