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所有相 皆是虛妄 若見諸相非相 即見如來
 
 

两个猛人的读书方法:康有为和钱穆

昨天去北京植物园逛,顺路谒了梁启超墓。今天看到一则段子:梁启超在17岁娶妻之后,曾以为岁月就这么平静的过去了,直到他遇见了——康有为。康梁邂逅的时候梁启超才17岁,康有为已经32岁了。当时梁启超已经中了举人,康有为还只是个秀才。与康有为的邂逅改变了梁启超的人生道路,在遇到康有为之前,梁启超轻松考中举人,遇到康有为之后梁启超去考进士,然后挂了。

钱穆曾经评价梁启超,说他天分极高,但用功不扎实。这显然是拜康有为所赐。梁启超是个高调的人,但如果与康有为的大气粗放风格相比,梁启超就显得相当低调内敛了。梁启超第一次见到康有为,就像庄子寓言里的河伯见到海神一样——瞬间被征服了,被康有为的强大气场和深不可测的学问秒杀了——康有为读过的书太多了,扯起来太振聋发聩了。

康有为是个读书猛人。猛到什么程度呢?没有他不懂的东西。只要别人懂的东西,他都懂;就算别人都不懂的东西,他也懂。所以,梁启超的那些招数在康有为面前完全拿不出手——直接被康有为的强大内力给震飞了。康有为的风格类似于今天的‌‌“学霸‌‌”。他之所以能成为学霸是因为读书的方法很‌‌“潮‌‌”——他完全不按照传统的治学路径,而颇有点类似今天的学霸型教授狂翻reference,狂发论文的那种。如果康有为在今天的经济学界混,他就是Acemoglu。正因为他的读书方法太超前了,所以在当时死得很惨,以至于花了很多年时间才考中举人。

康有为读书治学有几个特点。第一,公认的一流paper他认为是二流,公认的二流paper他认为是一流。比如,别人读《春秋》以《左氏传》为宗,康有为就以《公羊传》为宗。书法领域也是如此。总而言之,他要和别人不一样。第二,康有为读书极其注重效率。换句话说,很急功近利。最典型的体现是,他教学生读书时把几乎每一本书都计算好花几天能读完。他认为儒学入门的书是《公羊传》、《春秋繁露》,一般人几天就能读完入门,天资愚钝的人不到一月也能读完入门。他认为诸子百家一个多月就读完了。第三,他认为要研究目录之学。也就是说,即便你不可能读完所有的paper,你也要把所有paper的名字记住——这样,自己写文章和发表议论时就可以refer到了。(我突然想到韩寒写《三重门》的那时候拿小本抄典故的故事,嘿嘿。)第四,他完全不偏科。就算你提到当时任何一所大学里最冷门的那个专业,他也会对那个专业有所研究。他不仅研究动物学、植物学,还研究力学、热学、光学、电学,还有化学,微积分就更不用说了。此外,外交学、国际关系学也是他的长项——我勒个去!现在你不难理解为什么梁启超见第一面就给他跪了吧。

那么,对于这些专业学科他究竟了解多深呢?《南海师承记》中有他给学生讲数学的一段。看过就恍然大悟了。他说,西方人研究数学首先研究点,然后研究三角,再然后是开方、割圆、椭圆、曲线、抛物线、罗线,到了罗线和微积分就是数学中比较高深的地方了。他还说,西方的《几何原本》和中国的《周髀算经》几乎同时,但《周髀算经》比起《几何原本》弱爆了。但是他没有详细给学生讲微积分。他只是总结说,数学中比较要紧而实用的有两块,一块是对数,一块是代数。对数可以查表,代数需要计算。我一开始想不通对数哪里实用,后来明白他扯到对数是装饰用——如果只说代数大家都知道显不出来他独特,如果只说对数大家都不知道于是就不稀罕,所以,一定要说的东西既有大家知道的一部分,又有大家不知道的一部分。末了,他总结说,代数可以笔算,可以珠算,比较起来,珠算没有笔算好,因为珠算错了不好改正。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的数学课就讲完了。

钱穆也是个读书猛人。(钱穆先生也是我最敬佩的晚近学人。)钱穆的读书特点和康有为大相径庭,他读的每一本书都是从头到尾完整读完。他少年时候读书总是贪多,很多书读个开头就放下,有一次在读《汉书》的时候突然觉得这样读下去了无收获,于是此后再读的每一本书都从头读到尾。钱穆的风格可以叫做‌‌“学尊‌‌”——所有的参考文献,他都了然于胸。而最不可思议的是,他在每一本书都读得极其认真的情况下,读过的书并不少。如果像康有为那样狂记书目和参考文献的话,涉猎多并不太难。钱穆虽然不及康有为在西学方面涉猎那么多,但在中学方面能达到同时精通很多领域。这源于钱穆的治学眼光。

钱穆先生读书治学,眼光极其犀利,功力极其精湛。他能够分得清楚什么问题重要,什么问题次要,什么问题无关紧要。打个比方,就像初学微积分时,很多学者都在狂做求积分的题海战术,钱穆却把所有公式、定理、推论、法则等从头到尾推导了一遍。他完全没有把一丁点儿时间浪费在边角问题的纠纷上去。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钱穆的读书治学路径就是‌‌“一以贯之‌‌”的。

最能体现这点的有个例子。钱穆的煌著《先秦诸子系年》开篇是‌‌“孔子生年考‌‌”,这个问题是学者聚讼了两千年的问题,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无解的问题。钱穆完全不再罗列任何证据,而是把历来持两种说法的文献名都罗列下来,然后提到韩非子的一个故事:两个人对一个无解的问题争论不休,以后息者为胜。所以,钱穆说按照这个方法姑且取后说,并指明孔子的生年只是孔子个人年寿问题,与世运升降、史迹转换、人物进退、学术流变无足重轻。

我当时看到这里觉得简直太赞了——还有比这更好的解决方法吗?搞笑的是,今天还有高校的教授,拿孔子生年这个聚讼了两千年都无解的话题写成论文,发在三流的杂志上。更可笑的是,网上还有人说钱穆‌‌“折腾了半天什么都没有考,还说些风凉话‌‌”,认为钱穆这样做是‌‌“瞎耽误功夫‌‌”。

这就好比两个备考GRE的学生,一个在狂模考狂亮红灯的同时,还不忘记嘲笑旁边备单词的那个,认为背单词是‌‌“瞎耽误功夫‌‌”。究竟背单词是王道呢,还是模考是王道呢?搞清楚了这个问题,差不多就知道什么是读书之‌‌“本‌‌”了。读书要学会‌‌“务本‌‌”,本立而道生。

最后,照例引用一句孔子的话来结束‌‌“读书‌‌”这个话题: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作者: 

王路


19 Oct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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